《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英文《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澤東贊為“老朋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斯諾于1936年6月初赴陜北采訪,4個月后返回北平。1937年10月,他的采訪錄《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后,立時轟動了歐美各國,西方輿論高度評價:此書對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發(fā)現(xiàn)與描述,如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
聯(lián)絡救亡志士合力翻譯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諾來到上海,會見了同為記者的文化界救亡領(lǐng)袖胡愈之,以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一冊相贈。胡愈之閱讀后,頓覺眼前為之一亮,萌生了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各界人士對中共領(lǐng)導下的陜北這塊“未知地”,有一個真實而全面的了解。
于是他付諸行動,四處奔走,聯(lián)絡到文化教育界11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他們分別是:林淡秋、王廠青、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連他自己共12人。
胡愈之向他們講了翻譯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構(gòu)想及意義,大家一致贊同,當下將全書拆開,各取部分章節(jié),分頭翻譯。
12人都是專家,未滿一個月,各自翻譯完畢,理順潤色后,交到胡愈之處。胡愈之夜以繼日,對各人譯文作了認真校閱,發(fā)現(xiàn)疑難文字及時與斯諾磋商,力求準確達意。
瞞天過海的“地下”出版
書是譯成定稿了,出版卻碰到了難題。
當時的上海已被日寇侵占,只剩下稱之為“孤島”的租界。胡愈之連走了幾家日占地的出版社,都是無果而歸,是因為出版商擔心事泄遭日軍殘暴鎮(zhèn)壓而不敢接受。至于租界里的出版商,因美、英等宣布在中日沖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絕了胡愈之送上門來的“生意”,以免引來麻煩。
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廢,決計作瞞天過海的“地下”出版。他在自己所住的福熙路安樂村一七四號,掛起了有名無實的出版社招牌復社,將書稿交與熟識的商務印書館工人印刷裝訂。
印刷工人甘冒風險接受下來暗中印刷。當他們知道胡愈之籌措資金一時不能到位,欣然答應先把書印出來,待賣了書后再付印刷費。
翻譯此書的11位同仁,也都明確表示盡義務不要稿酬。
作者斯諾助一臂之力
書的原作者斯諾,早在來華之初,就耳聞目睹了中華民族飽遭內(nèi)憂外患,決心要對中國的老百姓有所幫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度外,潛赴陜北采訪,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而今,為使中國民眾真實地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lǐng)導下的蘇區(qū),對胡愈之翻譯出版此書給予大力支持。
斯諾還將版權(quán)無償贈送給了胡愈之。他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表白:“復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zhì)的出版機關(guān)。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quán)讓給他們,希望這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的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于中國會有些幫助。”
掩敵耳目另起書名
關(guān)于中文譯本的書名,胡愈之再三斟酌用心良苦,是因為考慮到其時日寇視共產(chǎn)黨為死敵,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尚未正式“解禁”,以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出版的話,這“紅星”兩字就會引人注意,于發(fā)行大有影響,于讀者也不安全。為掩敵耳目,他最后敲定,把書名改作《西行漫記》,乍一看,還以為是一本游記。
只短短2個多月,中譯本《西行漫記》問世,第一版印了1000冊,胡愈之通過秘密渠道送到讀者手中。
半年多時間里,《西行漫記》重版了5次,印數(shù)高達8萬余冊,盜版本更是多不勝數(shù)。其時國共已重修舊好攜手抗戰(zhàn),有的國民黨官員也對《西行漫記》產(chǎn)生濃厚興趣,他們有心了解共產(chǎn)黨的真面貌,故而爭相買來閱讀。
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記》,就是根據(jù)當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中譯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西行漫記》書名下,加上“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茂欽
責任編輯:白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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