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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英文《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澤東贊為“老朋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斯諾于1936年6月初赴陜北采訪，4個月后返回北平。1937年10月，他的采訪錄《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后，立時轟動了歐美各國，西方輿論高度評價：此書對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發(fā)現(xiàn)與描述，如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

　　聯(lián)絡救亡志士合力翻譯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諾來到上海，會見了同為記者的文化界救亡領(lǐng)袖胡愈之，以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一冊相贈。胡愈之閱讀后，頓覺眼前為之一亮，萌生了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各界人士對中共領(lǐng)導下的陜北這塊“未知地”，有一個真實而全面的了解。

　　于是他付諸行動，四處奔走，聯(lián)絡到文化教育界11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他們分別是：林淡秋、王廠青、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連他自己共12人。

　　胡愈之向他們講了翻譯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構(gòu)想及意義，大家一致贊同，當下將全書拆開，各取部分章節(jié)，分頭翻譯。

　　12人都是專家，未滿一個月，各自翻譯完畢，理順潤色后，交到胡愈之處。胡愈之夜以繼日，對各人譯文作了認真校閱，發(fā)現(xiàn)疑難文字及時與斯諾磋商，力求準確達意。

　　瞞天過海的“地下”出版

　　書是譯成定稿了，出版卻碰到了難題。

　　當時的上海已被日寇侵占，只剩下稱之為“孤島”的租界。胡愈之連走了幾家日占地的出版社，都是無果而歸，是因為出版商擔心事泄遭日軍殘暴鎮(zhèn)壓而不敢接受。至于租界里的出版商，因美、英等宣布在中日沖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絕了胡愈之送上門來的“生意”，以免引來麻煩。

　　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廢，決計作瞞天過海的“地下”出版。他在自己所住的福熙路安樂村一七四號，掛起了有名無實的出版社招牌復社，將書稿交與熟識的商務印書館工人印刷裝訂。

　　印刷工人甘冒風險接受下來暗中印刷。當他們知道胡愈之籌措資金一時不能到位，欣然答應先把書印出來，待賣了書后再付印刷費。

　　翻譯此書的11位同仁，也都明確表示盡義務不要稿酬。

　　作者斯諾助一臂之力

　　書的原作者斯諾，早在來華之初，就耳聞目睹了中華民族飽遭內(nèi)憂外患，決心要對中國的老百姓有所幫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度外，潛赴陜北采訪，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而今，為使中國民眾真實地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lǐng)導下的蘇區(qū)，對胡愈之翻譯出版此書給予大力支持。

　　斯諾還將版權(quán)無償贈送給了胡愈之。他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表白：“復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zhì)的出版機關(guān)。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quán)讓給他們，希望這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的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于中國會有些幫助。”

　　掩敵耳目另起書名

　　關(guān)于中文譯本的書名，胡愈之再三斟酌用心良苦，是因為考慮到其時日寇視共產(chǎn)黨為死敵，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尚未正式“解禁”，以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出版的話，這“紅星”兩字就會引人注意，于發(fā)行大有影響，于讀者也不安全。為掩敵耳目，他最后敲定，把書名改作《西行漫記》，乍一看，還以為是一本游記。

　　只短短2個多月，中譯本《西行漫記》問世，第一版印了1000冊，胡愈之通過秘密渠道送到讀者手中。

　　半年多時間里，《西行漫記》重版了5次，印數(shù)高達8萬余冊，盜版本更是多不勝數(shù)。其時國共已重修舊好攜手抗戰(zhàn)，有的國民黨官員也對《西行漫記》產(chǎn)生濃厚興趣，他們有心了解共產(chǎn)黨的真面貌，故而爭相買來閱讀。

　　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記》，就是根據(jù)當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中譯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西行漫記》書名下，加上“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茂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