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0年前,中國有一個人物——倉頡,在秦嶺腹地洛河兩岸的陽虛山、玄扈山創(chuàng)造了28個鳥跡符號,后被專家破譯為28個漢字。從此,具有人類歷史意義的《倉頡書》永載史冊,中國在“四大發(fā)明”之外的“第五大發(fā)明”響徹世界,東方大國的第一國書誕生了。倉頡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字、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先河,里程碑式地促進了華夏民族的進步和發(fā)展。
然而,倉頡和這一國書不僅屬于中國,更屬于世界。
美國國會圖書館位于華盛頓國會山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對世界有著重要的影響。
《倉頡雕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一文中記述到: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舍分別以三位美國總統(tǒng)名字來命名大樓。其中,第二幢樓約翰·亞當斯大樓1939年啟用。這座大樓的東、西以及中央出口處共有三組銅制大門,所有銅門上的雕像均為李·勞力的作品。其中東西兩側(cè)銅門上各記載了涉及世界文字歷史傳說的6個人物。
西側(cè)大門上鑲嵌的人物包括赫耳墨斯、歐丁、奧戈馬、伊特扎馬、羽蛇神、瑟廓亞,倉頡的雕像在東側(cè)大銅門上(左扇門第二個)。與倉頡雕像放在一起的還有透特、納布、楚天、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以及古代波斯人的英雄塔赫穆拉斯。
玉版《倉頡書》在美國福瑞爾博物館。在《走進開封:<倉頡書>釋文內(nèi)容新解》一文中有記述:美國福瑞爾博物館保存一通玉質(zhì)石料制作的《倉頡書》,雖然制式、字體與《淳化秘閣法帖》《倉頡書》碑帖有所區(qū)別,但文字數(shù)量和內(nèi)容卻與《淳化秘閣法帖》《倉頡書》完全一樣。如此珍貴的國寶,在這里面向世界傳承中華古老的文字,不僅彰顯了中國歷史文化,更是彰顯了世界歷史文化。
倉頡造字日被聯(lián)合國設立為中文日。2010年,聯(lián)合國新聞部宣布啟動聯(lián)合國語言日,將中文日定為我國傳統(tǒng)“谷雨”節(jié)的4月20日。
在4600年前的一天,倉頡造字取得了成功,而這一天正好是當年的4月20日。傳說這一天倉頡創(chuàng)造文字的精神感動了天神,發(fā)生了“天雨粟,鬼夜哭”的奇異事件。華夏后人為了紀念倉頡造字,傳承倉頡文化,不忘其感天地、泣鬼神的這一大事,特意把這一天的“天雨粟”——“谷雨”,和農(nóng)事二十四節(jié)氣結(jié)合起來,把春季最后一個節(jié)氣命名為“谷雨”,時間設在每年的4月19日至20日之間。使之“谷雨”隨著歷史的推進,節(jié)氣輪回地演繹,永久地成為中華民族不會消失的文化紀念日。聯(lián)合國把每年4月20日設立為聯(lián)合國中文日,凸顯了聯(lián)合國所代表的世界,對倉頡造字所開創(chuàng)的人類文化、文明價值的肯定和敬仰。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美國和世界文化傳播的重要集散地與中心之一,他們對倉頡的認知和評價是:“倉頡,東方文化的保護神”(《倉頡:黃土高原上的一抹情懷》)或“中國文學的庇護神”。“顯然,這種評價比我們傳統(tǒng)上所認為的倉頡是造字圣人更高了一步”。
這樣的認知和評價,和我們的倉頡文化“新三論”有著密切關聯(lián)。
“譯字論”將倉頡28個鳥跡符號破譯為現(xiàn)代28個漢字,讓人們認識了倉頡28字所承載和表現(xiàn)的“象形造字法”和“象形字”代表的自然法則——字法自然,使之成為“書畫同源”“六書”理論的孕育者,使文字有了特有的表意功能。從此拉開了中國文字、文學、文化的序幕,文學、文化成為文字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和結(jié)果,成為文字徹底釋放其表意價值和社會力量的必然選擇,成為文字生命長久不衰,勃勃生機的集中體現(xiàn)。
倉頡開創(chuàng)了文字,同時也保護、庇護了文字,開創(chuàng)和保護、庇護了文學和文化,因而成為文學和文化的“保護神”或“庇護神”。
“解意論”給人們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倉頡28字不是偶然無序地堆積,而是有內(nèi)在的思維邏輯。
《倉頡書》中:“戊己甲乙”,其“戊己”代表黃帝,“甲乙”代表炎帝。《國語·晉語》所說:“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也印證了這一關系。
“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明”,是說黃帝、炎帝作為各自部落的首領,互相幫助,共同發(fā)展,他們的做法和勤政被天下各部落視為榜樣,加以學習和模仿。所以《國語·晉語》中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
“左互從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是說黃帝和炎帝聯(lián)合打敗蚩尤,隨后黃帝征服炎帝,社會恢復安定,黃帝被尊為天下各部落首領。很明確,這指的是涿鹿之戰(zhàn)、阪泉之戰(zhàn)和華夏民族形成的大事件。
原來,倉頡28字就是倉頡撰寫的一部書籍——《倉頡書》,是黃帝那個時期一部現(xiàn)實的“就事論事”的斷代史,一部客觀的“述而不論”的民族“方志”,因而被稱為華夏民族第一國書,倉頡也被稱為“中國文學的庇護神”,或者“東方文化的保護神”。
那么,“述而不論”的第一國書記載黃帝時期的歷史說明了什么?
在大約4500年-5500年前,人類社會迎來了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大跨越、大升級的過渡時期。大道至簡,這個時期,人類為了生存和發(fā)展而表現(xiàn)出了“合作、斗爭、再合作”的發(fā)展模式;表現(xiàn)出“統(tǒng)一、對立、再統(tǒng)一”的社會格局。
我們通過第一國書記述的“表象”,從外及里,從社會現(xiàn)象(事件)到社會本質(zhì),揭示了形而上的哲學思想,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所以,說倉頡是“東方文化的保護神”或“中國文學的庇護神”一點也不為過。
文字就是一種文化和文明,一種屬于生命精神的文化和文明。正因為它是一種文化和文明,才超越了方塊字固有的外延,成為華夏民族一種記憶的符號,交流的符號,情感的符號,精神的符號和生命的符號,從而成為富有特色和個性的中國符號,從而成為世界符號。
倉頡作為一個文化人,已超出文化的范疇;倉頡作為一個中國人,已超出中國的國界。“倉頡”是一個人物,但更是文字、文化和文明的符號。
倉頡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倉頡所開創(chuàng)的文字、文化和文明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倉頡”符號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鄭金民
責任編輯:白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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