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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航發(fā)生飛行員“集體返航”事件后，公司聲明出爾反爾。前日，東航首度承認其云南分公司21個航班集體返航乃“人為所致”，而非此前解釋的“天氣原因”。更多的背景證明，機師與航空公司間表面上的勞資糾紛，暗含更隱蔽的利益訴求，難以在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內(nèi)解決。私利的博弈方表現(xiàn)得同樣強悍，都想著對方主動撤退，而受此損害的公共利益卻始終在流失，其威脅無解，竟然淪落到一再被漠視的境地。
    毋庸諱言，飛行員與公司間的所謂勞資矛盾有加重的趨勢。東航機師群體罷飛不是涉事的第一樁，卻是迄今最為惡劣的 “逼宮”事件。在飛行員日益成為稀缺資源的前提下，利益紛爭以不加掩飾的形式凸現(xiàn)。當然，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個人自然的沖動，無需諱言。問題是，航空公司為豪門，飛行機師亦為強勢。雙方都有足夠的資本進行博弈。鏖戰(zhàn)無休，而罔顧民用航空業(yè)最高也是最低的安全原則。
    在“罷飛”事件中，道德譴責一度被當做最輕浮的舉動。可事實上，道德恰恰是此一類利益博弈的底線，若突破了它，追求私利的正當性隨即被取消。飛行員把乘客安全當做籌碼，對雇用方施加壓力，以求得讓步，實現(xiàn)報酬更豐的流動機會。動機或可理解，手段不可原諒。有論者以體制之困為飛行員辯護。更有言者認為，只有飛行員能夠順暢地爭取利益，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公益。此兩種見解難免謬誤。
    僅就飛行員的私利而言，對它的追求沒有止境。今天為年薪300萬元的“罷飛”，明天也能為年薪500萬元“罷飛”。終點在哪里？當下的航空市場失衡嚴重，國有大、中型航空公司擁有絕大部分市場，民營公司為求生存 “不擇手段”。在這樣一種偏狹的航空市場上，如果不以公益為最忌憚的準則，動輒威脅乃至拋棄它，將其推上談判桌，諸如機師對私利的謀取也就相應(yīng)變質(zhì)。無論航空業(yè)積弊如何，無視公共安全、甚至挾持公益的飛行員都是瘋狂的，至少在職業(yè)道德上已失去了自辯的憑據(jù)。
    而例如東航等航空公司也表露出傲慢。體制給予它們庇護，但它們并沒有在與“稀缺資源”的對陣中完勝。東航飛行員“罷飛”，勞資矛盾只是冠冕堂皇的說辭，雙方的沖突還有不在場的第三方。這第三方即為不惜代價、急切搜集體制內(nèi)飛行員的民營航空公司。從某種意義上講，飛行員所提出的利益調(diào)整計劃基于市場的叢林法則：民營航空公司必須要從國有公司“虎口奪食”，飛行員事關(guān)它們的生死存亡。航空業(yè)大佬面臨的是要不要放人的選擇，而擺在民營公司面前的，則是生死問題。
    如此，圍繞飛行員的爭奪戰(zhàn)只會升級，而不可能速決。在拉鋸式的較量中，輸家或贏家難以確定，公共利益在各方面遭受侵害卻是恒定。只因它是隱性的，無法用私下或公開的價碼標注。長此以往，除了公眾濃重的焦慮感，伴隨著利益博弈方沉浮的，則是無所牢固依附的民航公益。利益方都吶喊著要求得到，航空安全在悄然中損耗，被當做談判僵持局下的消費品一樣出賣。如此，與部分飛行員和個別航空公司信譽一起下降的，則是中國民航業(yè)的安全系數(shù)和道德水準。
    從現(xiàn)有實例看，既有的法律框架無法提供利益博弈的出路，對變動了的市場情勢少有效力。飛行機師與航空公司間的糾葛需要更高層面的仲裁，大交通部對此負有職責。既然航空業(yè)目前的亂象由原先的民航總局而生，歸并后的交通部必須要承擔起歷史任務(wù)。怎樣懲戒“罷飛”飛行員只是很微小的舉動，航空業(yè)主管部門的使命是全局性的，即：為公共利益的立足及其穩(wěn)固建立新的根基。 （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