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1年高中畢業(yè)后進入國企工作，至今已經有23年了，除了84－87三年大學生活外，絕大多數(shù)時光都是在國企度過的，可以說，我親身體驗了國企改革的全過程。 鄧小平同志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主流經濟學家的國企改革理論是否經得住檢驗，我們這些國企老職工最有發(fā)言權。
張維迎說國企的民營化是“被逼出來的”，而我通過20多年的親身體驗得出的結論是，國企的民營化完全是主流經濟學理論黔驢技窮的結果。
經濟學是一門很復雜的學科，因為任何一個經濟要素基本上都不是靜止的，而是時刻處在不斷的變化過程中的，各個經濟要素之間還存在著或正向或反向的聯(lián)動關系。同時，經濟學又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只有通過解決實際問題才能彰顯經濟理論的價值。因此，這就要求經濟學家時時刻刻要用運動的、聯(lián)系的、系統(tǒng)的觀點和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做到這幾點，他的理論才能夠自圓其說，才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但是，自80年代早中期開始的，由主流經濟學家主導的國企改革，只所以屢改屢敗，致使國企衰敗到目前這種任人宰割的地步，完全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家一直在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和理論脫離實際的態(tài)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所致！
例如，微觀上，在國有集體企業(yè)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的前提下主流經濟學家就慫恿國家貿然啟用了物質刺激（發(fā)獎金）辦法，致使企業(yè)迅速走上了拚設備拚能源濫發(fā)獎金的危險道路；此路不通后，仍然在未理順好責權利關系的前提下主流經濟學家又慫恿國家啟用了廠長經理負責制，由于這些廠長經理都是上級任命的，職工代表大會的監(jiān)督職能又被極大的弱化，這些廠長經理們自然會只為官，不為民，只為己，不為國地產生短期化、內耗、貪污腐敗行為，不可挽回地造成了國有和集體資產的迅速流失和企業(yè)全員團隊精神的消耗殆盡，而主流經濟學家對此卻置若罔聞；就在國有和集體企業(yè)陷入進退失據(jù)，內部問題突出暴露的緊要關頭，主流經濟學家又慫恿國家匆匆出臺了一系列旨在于打破行業(yè)管理界限，放任一切經濟成分參與幾乎涉及一切行業(yè)的全方位的競爭，造成了國有和集體企業(yè)除了要背負責權利不明的體制包袱外，又背負著離退休人員負擔、賦稅不均負擔、財務管理受限制等負擔帶病上陣，與那些輕裝上陣、可偷稅漏稅、能送回扣拋紅包的、優(yōu)惠政策優(yōu)厚的各種私有民營三資等經濟成份昏天黑地展開了一場規(guī)則不一的、顯失公平的激烈競爭，致使國有和集體企業(yè)元氣喪盡，滑落到目前這種任人宰割的死地；由于銀行的商業(yè)化改革慢于企業(yè)改革，各級官員為了突出政績又不暴露劣績，就敦促銀行用貸款給奄奄一息的企業(yè)喂奶，長期維系著企業(yè)明盈暗虧的局面，致使后來出現(xiàn)了銀行斷奶后，企業(yè)僵尸問題和金融壞帳問題的凸現(xiàn)。
再例如，在行業(yè)管理上，主流經濟學家慫恿企業(yè)一會搞橫向聯(lián)合、一會造航空母艦、一會又搞兼并重組，拉郎配式的包辦婚姻最終抖散了企業(yè)的筋骨；在市場管理上，完全不顧市場容量的大小，放任自流各種經濟實體在各個行業(yè)重復投資，重復建設，使得社會總資金的利潤率迅速下降，致使技術含量低的行業(yè)的競爭迅速進入白熱化，而技術含量高的行業(yè)和項目卻無人無力問津；讓人費解的是，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主流經濟學家竟然又慫恿國家在同一個時期幾乎同時出臺了全員合同制、職工住房改革、醫(yī)療制度改革、教育高收費等需要讓城鎮(zhèn)居民捂緊錢包、拚命儲蓄才能應對的所謂產業(yè)化市場化改革，一下子把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熱情打入到九泉冷宮，再加上銀根收緊和銀行的商業(yè)化，中國需求不足的巨大冰山終于浮出了水面；主流經濟學家慫恿國家開設股票交易市場的初衷是讓國有企業(yè)籌集資金，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卻根本沒有預料到股市操作的難控和股民過分投機的惡果，更沒有提前采取預防措施，目前銀行、企業(yè)、個人紛紛把有限的資金投入股市，更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貨幣短缺，更加劇了需求的不足。更為可悲的是，由于大多數(shù)公司都是經過喬裝改扮包裝上市的病態(tài)公司，責權利不明的病源并沒有根除，而違軌資金又大量入市，中小投資者又難識廬山真面目，這種種的陰差陽錯終于給中國的股市種下了騎虎難下的禍根，那些能夠上市融資的企業(yè)，卻是以圈錢為目的，圈得的資金，大多被任意揮霍，真正能用到生產經營上的卻很少。本來，克服這種亂象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行財產登記、帳戶唯一、貨幣電子化，利用中央銀行觀控數(shù)據(jù)庫進行有有效監(jiān)管，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卻故意南轅北轍，凈出些獨立董事、二板市場、全流通、開放基金、銀行民營化等弄巧成拙的損招。甚至最近，當股市出現(xiàn)劇烈下探行情的時候，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竟公然指責政府要為此承擔責任，故意挑撥股民對政府的不滿，以次來推卸自身責任；面對市場疲軟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主流經濟學家根本不從根源上找原因，而是慫恿國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大基建投資規(guī)模，產生滾動效應，以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yè)，但是，明白人算算帳就可以清楚，在腐敗昌盛，財產往來不透明的環(huán)境下，國家每投資一個億，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變成實際購買力的貨幣能有幾何呢？而其中的大獲利市者是不會熱心于用賺來的鈔票大量購買實體商品的，他們對儲蓄，對股票投機，甚至對資金出逃，或者購買能保值的房地產更感興趣，政府千辛萬苦通過向老百姓借債，向銀行告貸，甚至通過超量印發(fā)鈔票籌集到的，寄希望于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運動戰(zhàn)的寶貴資金，猶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變成了加劇經濟過熱金融危機的炮彈；當實施多年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2003年－2004年引發(fā)投資過熱后，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仍然不從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缺陷上找原因，反而把投資過熱的責任推卸到政府和國有銀行身上，極力慫恿國家對國有銀行實行民營化。宏觀經濟的劇烈波動和產權改制的前景誘惑，讓國企的上級官員和國企的管理者更加的魂不守舍，所剩無幾的國有資產成為了腐敗者最后的一頓可供瓜分的豐美晚餐…… 由此可見，正是主要由于主流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次又一次的水土不服、難圓其說和弄巧成拙，才一次又一次加劇了國企的衰敗。正如郎咸平先生所總結的那樣，主流經濟學家所做的決策是靠“拍腦袋”拍出來。其實，張維迎在《張維迎回應郎咸平：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文的《民營化是“被逼出來的”》的章節(jié)中，已經在無意中坦白了主流經濟學家在理論上的無能。讓我看，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幾乎完全都是舶來品，完全是用東施效顰和屁股決定腦袋的方式來為政府出謀劃策的。
目前這些主流經濟學家之所以不愿意從自身理論缺陷上找根源，而是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結為產權不明所有制缺位，企圖通過化公有為民營，搞產權改革身份置換的股份制，一是說明他們的理論已經黔驢技窮；二是說明他們想推卸歷史責任；三是說明改制將讓他們中的很多人獲得更多的切身利益。如果國家和人民依靠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繼續(xù)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大方向，將是厘毫已差，千里更謬！ ■高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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