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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回避，目前，中國的上訪人數(shù)日見增多，這是個事實。這個事實為什么會發(fā)生，如何解決才是問題的關鍵。
　　據(jù)查，引起上訪的主要原因是房屋拆遷、土地占用、下崗失業(yè)、環(huán)境污染、黑社會橫行、政府亂收費等等。看來，上訪大軍形成的主要根源是行政管理問題。
　　本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即行政相對人）如果對行政管理有不同意見，根據(jù)相關法律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行政相對人可以有如下救濟途徑供選擇：
　　1、申請上級行政機關復議；
　　2、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3、對行政復議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比如房屋拆遷案件，如果公民對拆遷補償不滿意，有權拒絕與拆遷人簽訂拆遷補償合同。這樣，拆遷人就會向房地產(chǎn)管理部門申請行政裁決。如果公民對該行政裁決不服，可以向上級行政機關提出復議申請，也可以直接以裁決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如果對一審法院判決不服，可以向上一級法院上訴。盡管這法律程序清楚明白，也便于操作，可在實踐中，為什么公民對行政行為怨聲載道，卻很少有人去復議，更少有人去起訴呢？而非要選擇那條危險而又充滿艱辛的上訪之路呢？
　　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毫不夸張地說，就找到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就會推進法治建設。
　　首先說行政復議。大部分公民，一旦明白了行政復議是怎么回事，脫口就說“官官相護”，因此，除了法律設定的復議程序前置的特殊案件之外，幾乎找不到行政復議案件。這等于宣布《行政復議法》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其次談行政訴訟。行政訴訟俗稱“民告官”，但典型的行政訴訟歷史極短，應當從1989年4月4日我國制訂的第一部《行政訴訟法》起算。這也就難怪我國公民對行政訴訟感到很陌生了。其實，自秦漢以來，中國的司法就一直處于行政的統(tǒng)治之下，滲透著濃厚的“官本位”思想色彩，缺少民主法治、官民平等思想的光輝，從未出現(xiàn)過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一個現(xiàn)實是，中國百姓有幾個不怕官的，有多少人一見到官就兩腿發(fā)麻，渾身打顫，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找官解決事情的，因為他們清楚，小民一進大堂，官員就要制造威勢，就要給小民過堂，各式刑具就派上了用場。這個意識正象拉馬克“獲得性能夠遺傳”理論所證明的那樣，經(jīng)過國人的代代相傳，已經(jīng)深入國人人心、血液、脊髓。再加上對行政訴訟的陌生感，公民對“民告官”自然就有與生俱來的恐怖心理，遇見法律問題，腦子里立即閃現(xiàn)出“官官相護”的丑惡、官員兇神般的猙獰、小民的鮮血和雞食米般的叩頭等等場景。有了這樣的理念，哪敢直面相對法律，只有避之猶恐不及了。
　　再次，公民沒有建立起對法律、法院、法官的信任。據(jù)查，我國成年公民直接參加過訴訟的比例小的可以忽略不計。而沒有參加過訴訟，對法院、法官和法律就沒有直接的感受，全然是道聽途說的印象。這些印象除了反映公民法律意識淡薄、普遍輕視法律，注重人情，注重金錢賄賂之外，進一步加深了公民對法律、法院、法官的不信任。
　　這怨不得公民，事實上，我們的司法也確實存在腐敗現(xiàn)象，存在著立案難、遲延判決、判決不公和執(zhí)行難等問題，尤其是行政案件，行政干預司法現(xiàn)象很普遍，從立案、判決到執(zhí)行，每一步對公民來說都充滿艱辛和風險。而法院呢，從立案到執(zhí)行幾乎步步請示，否則就是劈頭蓋臉的麻煩，因為被告是行政機關呀！權大于法呀!
　　如此這般，公民還能真心實意地擁護法律、依賴法律嗎?
　　既然官沒有建立起對民的信譽，民也就無法建立起對官的信譽，反之亦然。既然公民沒有充分的理由信任上級行政機關而依法提出行政復議，既然公民缺乏法律理念，沒有足夠的事實讓他們信任法官的公正性，那么，一旦出現(xiàn)官民情緒對立現(xiàn)象時，公民將會用什么方法解決呢？這時的公民想到的就是祖宗遺傳的辦法，也是從三皇五帝到如今老百姓一直信賴的道道——三五成群，成群結隊，找高官上訪，這無疑還是清官思想作祟的結果， 是公民無可奈何的選擇。于是，經(jīng)過千辛萬苦，中央派出專項調查組。
　　這何時是個盡頭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可謂難矣!　　　　　　■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