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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生逢鼎革的知識分子來說，1949年是短暫而漫長的一年。在這新舊政權更替之時，他們注定要進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與聚合，面臨著激烈的文化抉擇和人生選擇。這一年，在政治軍事大幕背后，蔣介石利誘文人赴臺，中共則誠邀名士北上，演繹了一場20世紀中的文化名人爭奪戰(zhàn)。
國民黨“搶救”的第一號人物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陳布雷、戴季陶相繼自殺，三個月內(nèi)，蔣介石連失兩位重臣，使他悲痛不已，終日唏噓。
    自己的身邊已人才凋零，退守臺灣也總是需要一些文人來支撐門面。于是，蔣介石考慮除了把國庫的黃金儲備以及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圖書館的圖書文物運往臺灣外，還著手制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勢趨緊。南京方面朱家驊、傅斯年、蔣經(jīng)國等在蔣介石授意下磋商謀劃“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實施辦法。很快，傅斯年草擬了一個詳細的學人“搶救”名單，幾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囊括四種必須“搶救”的知識分子: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在所謂“搶救”的學人名單中，院校負責人包括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如楊振聲、羅常培等，而身為北大校長亦曾擔任國民政府要職的胡適自然位列“搶救計劃”第一人。
    在胡適還沒有決定離開北平時，中共方面也對胡適進行了爭取工作，并通過西山一帶廣播明確宣布: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后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1948年12月13日，蔣介石專門派大員飛抵北平勸胡適南下，但胡適以正忙于籌備北大50周年校慶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說時間緊迫不容再拖延。14日，蔣介石派出專機飛北平，“迎接”以胡適為首的一幫學人。事已至此，胡適這才下了走的決心。15日，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兩架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王世杰、蔣經(jīng)國、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機場迎接，并把他們安頓在位于南京赤峰路的一家招待所。次日中午，蔣介石在宮邸設午宴為胡適一行接風。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慶正值胡適57歲生日，蔣介石夫婦在黃埔路官邸再設壽筵宴請胡適夫婦。蔣介石平日請客從不備酒，那天特為胡適備酒賀壽，可謂破格示敬。
    就在胡適等人飛離北平后，1948年12月21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飛離北平，抵達南京，同機到達南京的還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清華大學教授楊武之等24位教授。梅貽琦到南京后即被國民黨政府授予“教育部長”之職，可幾天后他便辭職，自稱是未能將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運出來，感到慚愧。
去留的歷史抉擇
20世紀中葉中國社會的巨變，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文人的生存環(huán)境。上到最高層的國立大學校長、著名作家與教授、政學兩棲的文化名流，下及普通的大、中學教員以及報刊編輯和后起的文學青年群體，無不在這“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發(fā)生人格與人性的裂變，做出一種文化風氣、學術資源、人生目標的選擇。
    與胡適恰恰相反，深受胡適栽培的吳晗則對北平的未來充滿了期待。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吳晗曾潛心考據(jù)不問政治，1943年吳晗加入民盟后，不斷追求進步，1945年便幫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廠，翻印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文件和毛澤東著作。這樣，吳晗與胡適師生之間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1948年10月，吳晗為躲避國民黨的逮捕進入解放區(qū)，受到了毛澤東的親切接見，其新著贏得了毛澤東“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許。從解放區(qū)回到北平后，吳晗寫信給毛澤東主動要求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直接投身革命運動。北平圍城之后，吳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適均告失敗。對此，吳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吳晗以副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從此步入仕途，開啟了“書生從政”的人生道路。
    同胡適一樣，與國民黨關系密切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選擇了南下。在梅貽琦等候南下時，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被推舉為校務會議臨時主席，肩負起了“護校”的重任。事隔多年，馮友蘭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于對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胡適乘飛機南下的同一天，馮友蘭宣布，清華大學脫離國民政府。
    胡適南下后，北大教授們自己成立了校委會，湯用彤被推選為校委會主席，成為事實上的北大校長。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給湯用彤送來一份任命書，正式任命他為北京大學校委會的主席。
□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