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何軍,男,記者,2004年進入陜西工人報社,從業(yè)時間13年。
每年臨近年終,事關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非常復雜和急迫,讓我常常忙得不可開交。
2015年1月21日17時40分,臨近下班。我終于可以喘口氣兒了。
“爸爸,今天回家嗎?”接到女兒充滿期盼的電話,我信心滿滿地告訴她,“今天爸爸一會兒就回來了!”我梳理了一下手頭的幾件事,準備下班。
當我在思量著如何能給女兒一個驚喜的時候,突然,辦公室的電話鈴響了,“我們單位拖欠工資,請你趕緊來。”
按常規(guī),必須詢問對方什么單位,反映者叫什么名字,欠了多少工資,有沒有找工會等等。這次對方僅僅回答了單位的簡稱,我有點茫然。當我要求他提供更詳細的情況時,尤其是需要提供他個人姓名時,對方的口氣頓時變得很生硬,質問道,“你們不是替職工維權嗎?要我名字干啥?我都說了公司名,不會自己調查嗎?”
反映人的態(tài)度如此生硬,又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讓我意識到情況可能有點復雜。后來,通過其他途徑,我才了解到問題單位的確切名稱和其他相關事宜。
回到家里,快11點了。老婆說,女兒臨睡前嚷嚷:“爸爸是個大騙子!他答應來看我表演節(jié)目、帶我去游樂場玩、給我買樂高……到現(xiàn)在還都沒影兒呢。”又一次失信于女兒了!
后來,經過多方努力,在相關單位工會組織的配合下,這一維權問題最終得到解決。此刻,我想女兒是會理解、原諒爸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