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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西北國棉一廠蹲點采訪時，與廠有關領導和工作人員合影留念。（第二排左八為父親）
2017年12月上旬，陜西省第十三屆婦女代表大會在西安召開。大會期間，我在主席團的座位，與一位名叫何菲的年輕女子比鄰。翻閱參加大會的代表名冊，看到這位年輕女子的身份，是咸陽紡織集團趙夢桃小組的第十三任組長。瞬間，一種親切的感覺油然升起。
這種親切的感覺，源于趙夢桃這個名字。趙夢桃這個名字，與我的原生家庭，尤其是與我的父親，有著源遠流長的不解之緣。
上個世紀50年代，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父親，跟隨中宣部副部長張仲實到陜西掛職。在陜期間，張仲實任西北局宣傳部部長一年多之后，張仲實掛職工作結束，準備帶著父親一起回北京。臨行時，西北局的領導同志對父親表示，希望父親能夠留在陜西，為我國西北地區(qū)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推廣、普及事業(yè)作出貢獻。
父親是四川西部沱江岸邊一戶貧寒農家的孩子。1944年，父親帶著單薄盤纏，扒在綠色的郵車頂部，輾轉千里，歷經艱辛，由川經黔入滇，到昆明報考并就讀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所組建的戰(zhàn)時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抗戰(zhàn)結束后隨校復員到北京大學。新中國成立后，因為品學兼優(yōu)，被組織派遣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作為一個農村寒門學子，能夠在首都北京的國家機關，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是父親夢寐以求的心愿。但是，面對著西北局領導的指示，面對組織上的呼喚，父親卻沒有絲毫的猶豫，十分欣喜地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務，滿懷熱情地來到新的工作崗位。父親留在了陜西，在西安開枝散葉，成家立業(yè)。
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一年，父親有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當時，在陜西省委宣傳部工作的父親，正在咸陽國棉一廠細紗車間蹲點，吃、住、生活都在廠區(qū)，深入班組，對剛剛因肺癌病逝的黨的好女兒、優(yōu)秀紡織女工趙夢桃的事跡，進行采訪、挖掘、整理、書寫，深刻體會，感悟梳理，凝練并總結感人肺腑的“夢桃精神”。
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母親帶著五六歲的我，從西安到咸陽去看望父親。記得當時正值盛夏，母親和我一大早便從西安建國路出發(fā)，先乘公共汽車到西郊，又從西郊坐上開往咸陽市區(qū)的長途客車，到咸陽之后，再換乘公交車，最后到達西北國棉一廠。
夏日炎炎，一路上熱風陣陣，塵土飛揚，終于到了目的地，向廠門口的傳達室通報后，母親和我便就近坐下歇息。時隔不久，一群人從廠里走出，他們過來親切地抱起我說，不久前，父親從這個池塘中，救起過一個不慎落水的孩子，特來表示感謝。但是，當我們見到父親時，他對此事卻只字不提，一如既往地謙遜、低調。
父親出身于農家，性格忠厚老實，低調謙遜，經常見到父親因為忙碌而堅守在工作崗位，顧不上回家，而那年在西北國棉一廠蹲點，記憶中是時間最長的一次。
從那時起，趙夢桃，這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全國勞動模范、新中國的紡織英雄，便仿佛成了我親切的家人一般。從那時起，家里簡樸整潔的房間里，出現(xiàn)了許多印著趙夢桃名字、圖片的書籍，有理論書、故事書，甚至還有連環(huán)畫。從那時起，趙夢桃那樸實溫婉的笑容，那動人心弦的故事，便永遠鐫刻在了我的心里。而當趙夢桃的故事，仿佛一幅幅畫面，一幀幀電影般在我腦際中閃回時，旁白的畫外音，便是父親不疾不徐、娓娓道來的四川口音。
1977年恢復高考之前，我曾經是解放軍總后勤部3538廠的工人，一名流水線上的縫紉女工。記得當時的我，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無論冬夏，在流水線上總是揮汗如雨。所以剛剛進廠一年，由學徒工轉為正式工，工資也由每月18元5角錢增加到21元5角錢時，就拿到了流水線本工序的最高生產額。于是，先被評為車間的先進生產者，第二年，又被評為廠級的先進生產者。1978年，當我通過“文革”后的第一屆高考，成為西北大學歷史系的一名大學生，離開了3538廠后，我的胸佩先進生產者大紅花的照片，還在廠里的宣傳欄中張貼了許久。
現(xiàn)在回想，那時掙著極為微薄的工資，白天黑夜三班倒，很少回家，吃住都在廠里的女工宿舍里，一心一意促生產，全身心投入工作，寧愿沒有閑暇，寧愿辛苦勞累，追求著一種激揚亢奮的工作生活狀態(tài)，卻甘之如飴，充滿著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奮斗的激情。這樣的情景，一直延續(xù)到了我后來長期的工作生活狀態(tài)之中，成為了一種常態(tài)，這樣的狀態(tài)，應該是“夢桃精神”的遺存。
如今，敬愛的父親已往生，每當想起他老人家，我便會回憶起他在西北國棉一廠蹲點前后的點滴往事；想起他和我的母親，帶著尊重的神情，向我一字字講述趙夢桃故事的情景�！蹶惾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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