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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郝振宇
    盡管半月前當我聽到他住院的消息前去探望時，被堵在重癥觀察室的門外，就感覺他的情況不妙。但當在初冬的寒夜里，聽到他的兒子在電話那頭報告他的噩耗時，我還是心底往下一沉覺得有些駭然：白凈面孔、靦腆正直的段炳坤君就這樣走了嗎？而他還不到退休的年齡呀。而那次去醫(yī)院，獲悉他的兒媳剛剛生了一個“千金”，我還告訴他兒子，滿月時不要忘記請我這個“叔叔”喝上一杯喜酒的。
    回想起認識段炳坤已經(jīng)是上個世紀1987年秋天的事了。當時我剛從政府部門調(diào)到報社干編采，他在電力系統(tǒng)的一家工程公司從事宣傳工作。因為他投來的稿子不但字面清清爽爽，內(nèi)容也頗適合報紙宗旨，于是接連編發(fā)了幾篇。他供職的單位距報社不遠，他常騎自行車來報社送稿，于是我們就相識了。
    當時由于媒體經(jīng)費緊張，記者出省的機會很少。無形中省內(nèi)各新聞單位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就是只要相關單位出面邀請并承擔相應費用，記者征得領導批準就可以出外采訪。這樣做的好處是企業(yè)得到了宣傳的機會，而媒體則不但省下一筆費用，也讓記者有一個走出去開闊視野的機會。1988年5月，段炳坤所在的企業(yè)在華東施工，由他邀請媒體帶隊前往。我因為和他熟識便在被邀請之列，于是與陜報老周、省電臺老李、西安晚報宋若虹一起在他的帶領下，開始了我從事記者這個行當以來的首次出省行程。
    我們的第一站是坐火車到上海。此時的南方正如丘遲的《與陳伯之書》中所描寫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讓我這個第一次到南方的陜西老土大開眼界。每日里，我們趕汽車、奔火車忙碌在各個工地上，與工人同吃同住，條件相當艱苦。當年風華正茂的段炳坤總是老早起來給大家安排好食宿、車輛和采訪事宜，再與施工部門交辦公司領導布置的其他工作。經(jīng)常是我們睡了他還為次日的行程忙活著，早上我們還沒起來，他就為大家打回了洗臉水，早點也安排得妥妥當當。
    這個“采訪團”人數(shù)不多，但脾性各異，加上工作安排過滿，個別老同志有些吃不消，不免萌生一些怨氣，但他又不能向自己單位領導發(fā)泄，總是主動幫老同志拿設備，開玩笑，將大家都侍弄得開開心心。幾天相處下來，我發(fā)現(xiàn)這個地地道道的關中漢子，不但性格溫和辦事縝密，還動輒臉紅羞澀，實實在在是個大好人。于是大家不免在工作之余將與他調(diào)侃當成一個樂趣，而他也實在給大家提供了一路笑料。
    記得有一天工作之余大家去游西湖，似乎是從靈隱寺出來恰遇驟雨，慌忙中他將一位陌路平生的女士當成了晚報的宋若虹，給人家張了半天傘才發(fā)覺有誤，被電臺老李“嘲笑”了半天；還有一次他帶領大家外出，為給單位節(jié)省費用退掉了房子，當晚返回到原先下榻的與桑塔納汽車廠一墻之隔的安亭飯店時已是半夜時分。由于沒有單間，只得讓值班的那位老太太安排加塞。次日早晨當我還在酣睡之中，卻被他匆忙驚醒。原來他因惦記著工作天沒大亮就醒來，先是聞著一股濃烈的香水味道，借著窗外燈光發(fā)現(xiàn)對面椅子上居然搭著絲襪、長裙等女性服裝，嚇得趕忙跑了出來。這個由于旅社工作人員出錯，誤將他與一位當?shù)嘏懿少彽摹懊琅�”安排同居一室的“艷遇”，后來便成了我們與他不斷取樂的經(jīng)典段子。而他也不總是“被動挨打”，省電臺老李年齡最大是個“蔫壞”，一路上不但與老段“過不去”，還總是愛給我們“上課”標榜他的“新聞真實性”。不料老李離開上海時忘記錄下火車開動時的汽笛聲，為做錄音報道只得到西安補錄火車到站的聲音充數(shù)。這個把柄被老段抓住后，從此老李見到我們便只能甘拜下風。
    在后來的歲月里，我與他去過他所在公司參與修建中的渭河發(fā)電廠工地，去過勉縣、略陽的不少變電站和架設中的線路，省內(nèi)電力系統(tǒng)的不少朋友都是通過他得以結(jié)識。老段是個多才多藝的好宣傳干部，不但攝影、寫作樣樣精通，更可貴的是他的品行。他出差總是給單位能省就省，發(fā)票從不多開一分。特別是后來這些年有些媒體記者到企業(yè)不是著眼于新聞，而是看能弄到些廣告得些什么實惠，這每每讓“不會來事”的他很是心傷。那些年企業(yè)職工野外施工條件很差，但職工的干勁卻是很足。記得1991年秋與他去陜南采訪該公司用“太拖拉”汽車運送一個超大型設備，職工們硬是下到齊腰深的河水里加固橋梁，一干就是整整一天，沒人叫苦。晚上我與他住進小旅社，發(fā)現(xiàn)天花板一片烏黑，扔起拖鞋一驅(qū)趕才發(fā)現(xiàn)全是成千上萬的蚊子，但想起一線工人的辛苦復夫何言�？梢哉f，我每次與他同行總是為產(chǎn)業(yè)工人的吃苦耐勞精神而深受感動，為受到的熱情接待感到慚愧。由于老段的好人緣和勤奮，那時候他所在的單位每年在媒體的發(fā)稿量都位居該系統(tǒng)前茅。
    有人曾比喻媒體是個給人“抬轎子”的職業(yè)。我在媒體廝混了如許歲月，也眼見得不少通訊員因為發(fā)表稿件，由農(nóng)民而鄉(xiāng)長、局長，由工人而廠長、書記。老段干這行幾十年里不知宣傳過多少先進，給別人寫過數(shù)不清的稿子。但一表人才的段炳坤由小段步入老段，不知何故似乎終身依然是一個干事。
    對此，我的感覺是他未嘗不介意，在這些年里明珠暗投、瓦釜雷鳴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在現(xiàn)階段下誰又能奈其何？但人總是因寄托而活著的。好在他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獨子很是爭氣，在不經(jīng)意間出落得一表人才，而且在學業(yè)上先是一本后又碩士、博士，如今又成為某重點大學的業(yè)務骨干，著實帶給他不少驕傲和心靈慰藉。
    不知是身體原因還是企業(yè)改革，近年來不但很少見到他寫的稿子，連他本人也不多見了，但我心里不時還會想起這位文友。今年六七月間，突然獲悉官至西安晚報副總編的宋若虹女士不幸英年早逝。我忽然想到應該將這個消息告訴老段，因為當年老宋有個女兒，而老段是個兒子，過去大家聚到一塊時總是打趣說讓他們結(jié)個“親家”。我在舊電話簿查到了老段的住宅電話，告知他“你親家不在了”，后來老段的兒子在病房前告訴我，聽到我報告的這個消息他父親當即淚流滿面。而他當時已經(jīng)重病在身，但仍在電話里告訴我沒有大礙。
    “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當庾信《枯樹賦》的句子涌上心頭時，我靜夜孤坐書齋，翻出相冊中當年他給我拍的照片，睹物思人，感慨著歲月的滄桑、造物的殘酷和人生的短促無奈。打起精神在冰冷的鍵盤上敲出這幾行文字，以告慰和紀念這位一生勤奮、善良、平凡且不幸早逝的朋友，惟愿他的靈魂在天國得以安寧和永駐。